全面抗战时的西北茶荒
受自然因素制约，西北地区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茶叶，当地所需官茶以湘产茶叶为主。清代，甘肃茶司引茶“均由湖南采购”。1874年，左宗棠仿淮盐例设立西北茶票，茶商在甘肃缴纳正课并领取茶票后才能前往茶产地湖南采办原茶。民国延续清代旧制，西北茶叶仍“以湘省为大宗”，鄂赣川陕等省之茶流入量极少。由于生产与消费地相距甚远，茶叶运输十分困难。茶商在湖南采办原茶后，需以小船将其运往益阳，换大船通过洞庭湖到达汉口，再入襄河至龙驹寨上岸，由骡马车运抵陕西泾阳，将原茶加工成茶砖后，再用马车或骆驼运往兰州。
一般情况下，商人从往湖南采茶至将原茶运抵泾阳，需耗时8—9个月，慢则需要整整1年时间。复杂的运输路线和漫长的运输周期使得茶叶供应十分脆弱，宇内承平之时，西北茶叶运输尚能维系，倘若茶产地或中转地发生变乱，茶叶供应势必受到极大阻碍。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日双方交兵地带距离茶叶产、销地湖南和西北都较为遥远，茶叶贸易并未受到影响。至1938年6月，西北茶市依然活跃，畅旺的茶、毛贸易还能补贴省税的不足。
然而，随茶产地与中转地的陆续沦陷，茶叶供应开始出现短缺。同年10月，日军占领茶叶集散中心汉口，传统运茶路线受阻，西北茶叶贸易受到冲击。1939年1月，甘肃地方(简称甘省)收到财政厅汇报，该省因砖茶供应短缺出现了民众难以购得日常所需茶叶的情况，西北茶荒现象初步显现。不过，得益于益兰线、安兰线两条运茶路线的开辟，以及甘省的积极筹运政策，在传统运茶商路受阻之后，茶叶供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好景不长，宜昌、沙市两个重要中转地沦陷后，益兰线也受到阻塞，砖茶供应出现危机。
据茶商称，战前每年运销西北的砖茶数额约为60-70万封，而在1942年上半年，运到兰州的新茶仅38000余封，约为往年同期的十分之一。新到砖茶数量难以满足市场所需，致使西北茶荒愈加严重。茶叶供不应求的情况，导致茶价飞涨、民食短缺，引发了售茶秩序的混乱。1940年兰州市场上每封砖茶的售价为12.5元，到1943年，甘省以平价供应的砖茶每封价格业已涨至120元，兰州黑市上售卖的砖茶每封价格更高达170元，茶价较1940年增长13.6倍。
作为砖茶集散中心的兰州尚且如此，西北其他省份的茶价更是水涨船高。以青海为例，1943年西宁市面上每封砖茶的售价竟达240元之巨。大多数民众无法负担如此高昂的茶价，面对无茶可饮的局面，只能另寻他法。青海省政府“有鉴于茶荒严重”，通令全省以本地惯用的麦茶代替茶叶饮用。新疆施行茶叶限购政策，新茶到货后每人只限购买1两，由于限购不能满足民众需求，该省出现了“不法商人”以树枝冒充茶叶出售的假茶现象。甘省亦采取茶叶限购措施，但因每日售茶数量有限使得民众争相抢购，导致售茶现场秩序混乱，甚至出现了士兵与民众为抢购茶叶大打出手的情事，为此，甘省不得不派兵维持售茶现场秩序。
与此同时，受中苏易货、各机关单位采购所致，茶叶需求不降反增，加剧了茶荒蔓延。1938至1939年间，中苏两国先后签订3个易货贷款协定，苏联以价格低廉的战略物资换取中国的矿资源和农产品，茶叶便是易货主要农产品之一。中苏易货贷款协定签订后，双方约定在香港和新甘交界的猩猩峡分别以海运和陆运方式易换货物，甘肃成为了西北国际通道上的重要物资集散地，易货茶叶在甘肃采买最为便利。1938年2月，由苏联占股的新苏贸易公司与甘肃省财政厅协商茶叶贸易合约，双方商定由新苏贸易公司出资33万元，订购甘肃所存官茶100票，共计8万封。同年3月，新苏贸易公司茶叶专员契纳克在陕西调查茶叶生产完毕后专程飞往甘肃，与甘省洽谈继续购茶运销新、苏，又商定以32万的价格购买砖茶100票。
此后，该公司持续在甘肃购买砖茶。据茶商称，抗战以来，华输俄茶由1937年的100票、1938年的500票增长到了1939年的900票，对于1940年的茶叶贸易额，预期是8000到8500票。茶叶外销数额的成倍增长，使茶商对贸易前景十分乐观，但大量茶叶的出运，无疑消耗了茶叶库存，以致茶荒到来后西北存茶无多。甘省财政厅便称：“自武汉宜沙相继沦陷以后，运兰路线断绝，目前官茶之供应，仅赖泾阳兰州两地，存额共约两百八十余票，暂维现状。
在西北地区发生茶荒之后，易苏茶叶仍在大量出运。1940年7月，负责对苏易货的富华贸易公司早早就将运苏茶叶备齐，先后运出3372箱，计80928封。而当合作社需要一定茶叶供给市面时，甘肃贸易公司却以砖茶“留备外销及易换货物”拒绝供应，该公司认为：“若现时普遍供销，一旦售罄无法购进，上项业务势必感受影响。”从上述答复不难看出，当时西北茶叶贸易以对苏易货为重，民众日常消费的考量则居于其次。学者徐万民指出，自1937年夏起，政府为易货贸易在陕、甘、宁、青、绥等地区违背自然规律所进行的大规模收购，使得农牧产品收购量暴减。而因易货贸易大量出运的茶叶，无疑致使茶荒迅速蔓延。
战时各机关单位采购大量茶叶亦是茶荒加剧的重要原因。从1942年的一份售茶清单来看，第八战区长官部，祁连山林警总队，骑兵第五师，建国制革厂等机关单位均在茶荒之时大量采购茶叶。清单虽未对茶叶用途加以说明，但从其他资料可见，受物资短缺、财政困难等因素影响，上述单位所购茶叶大多被用以易换本单位所需用品。
例如甘肃省平衡物价委员会，该会曾于1942年向茶商收购茶叶64859封，用于易换运输所需的车、驼。再如西北防疫处，同年8月，该处向甘肃省平衡物价委员会购买砖茶250封运往永登县境内掉换牛只，用于制造生物学药品。
诸如此类的行为在战时不胜枚举，这些需求又增加了茶叶除西北民食以外的耗用，使茶荒愈演愈烈。总体而言，战时茶叶需求量大幅增加。以官茶销量为例，1936年西北官茶的年需求量约为600票，合砖茶48万余封。到1944年，甘省在致中国茶叶公司的函电中称，甘宁青三省年需砖茶130万余封。1942年中国茶业公司西北分公司(简称中茶西北分公司)成立后中苏易货由该公司负责，故而甘省在函电中的需求可能不包括对苏易货茶叶。仅以此数而言，战时西北茶叶的需求量约达战前的2.71倍，年均增长和增幅分别约为10.25万封和21.35%，需求量增长之大可见一斑。由此可见，战时西北茶荒是由茶叶供应短缺与需求增加合力所致。
来源：安根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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